资料图片：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特大交通事故反复提及

　　象征意义更甚？

　　在王辉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防治地质灾害的专业书籍。

　　自从当上了宜宾市防震减灾局的“一把手”，王辉也不忘在阅读文件后有空把这些书籍拿出来翻一翻，“专业知识不能丢，不能说外行话。”

　　4年前，时任宜宾市地震局副局长的王辉，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参加了市里举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训结束，他更加觉得，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必须要掌握过硬的业务知识。

　　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不少市民对地震的概念是比较陌生的，地震局似乎也成了一个冷门单位，鲜有引起重视。自从汶川(微博)地震后，社会普遍发现其重要性，地震局也由此改为防震减灾局。

　　至今，王辉都还记得，2008年5月19日晚，宜宾众多市民互相传出当晚会发生地震的小道消息，大家纷纷走出家门躲震，一时间，大街小巷全是游荡的人群。见此情形不妙，当夜凌晨，市政府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彭正琦向公众发布消息，消弭谣言，稳定民心。

　　“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政府及时出面发布新闻，是很有必要的。”王辉说。

　　这是让他记忆颇深的一次新闻发布会。

　　“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或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我觉得就有必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王辉这样理解，“但对于像宜宾这样的地级市，发生这些事情的概率是不高的，但是不能因为概率低就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他承认，迄今为止，尚未举办过一次以宜宾市防震减灾局的名义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更多就体现在发布会上，没举办，当然现实意义自不明显。”王辉的理解是，这种制度的建立很有必要，主要起到应急的作用。

　　“培训了两天，规格很高，首先是吴（吴光镭）市长讲话，从那次讲话我才晓得，原来吴市长曾经也从事过媒体工作，后来听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讲课，感触还是蛮多的。”曾参加了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吴友斌（应受访者要求化名）说，培训前他也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中央和省上部门才用得着的，“宜宾这种二级城市，一年能有几次新闻发布会？就算有，也基本上都是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出面，作为一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几乎无用武之地。”

　　培训后，他有了一些变化，“不管有没有用，至少懂得了作为一名优秀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以及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和不少政府部门相同的是，吴友斌所在的单位至今也没有举行过一次新闻发布会，“建立这种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它的现实意义还没有显现出来。”

　　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象征意义胜过现实意义。

　　说什么，怎么说？

　　“请问王局，在宜宾发生了筠连青蛙聚集等异常现象，这是不是地震前兆，宜宾会不会发生大地震？”

　　汶川地震后不久，王辉出席宜宾当地一次电视直播节目中被问到这样一个尖锐问题。“说啥子，咋个说。”王辉当时也有点“蒙”。

　　思考片刻，他诚恳地说，民间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异常现象与是否会发生大地震，两者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就是说，出现了这些现象不能断定就一定会有大地震，反之亦然。

　　在那个非常时期，王辉也感到如何讲好话的难度。

　　“话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是他坚持的一大原则。在回答“宜宾会不会发生大地震”一问时，他运用“岩石强度”理论予以回应。

　　他说，宜宾属于侏罗系时期形成的沙岩和泥岩地层，相对于龙门山系的花岗岩，比较松软，在宜宾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不敢说绝对不发生，也没说一定会发生，地震预测在全球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难题，面对这种问题，作为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也不能答非所问。”王辉称。

　　去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就宜宾“天坑”事件问王辉，宜宾会发生大地震吗？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叫‘天坑’，但从专业角度来说，这只能称作局部塌陷，还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天坑。”王辉从容应对，就目前监测的地表活动来看，属于正常水平，不是大地震的前兆。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宜宾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彭建平是该单位的新闻联络员，与单位的新闻发言人一道参加了市里的培训。

　　彭建平认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在掌握好专业知识基础上，如何将“好事说好，坏事好说”，这是在考验一个人的说话态度和语言技巧。

　　“少打官腔，少说官话，多一些平民化语言。”彭建平说，这是他对一名优秀新闻发言人的界定。

　　在网络上，自从“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有网友就为各级领导炮制了一篇发言稿，大体模式是：“事故发生后，__高度重视，__当即作出批示，要求不惜__抢救伤员，查明事故原因，积极做好善后工作。__当晚赶到事故现场指挥搜救，接着连夜赶往看望伤员，安排部署施救和善后工作，___在发言中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___的批示，举一反三吸取，立即开展___大检查……”

　　事实证明，网友的调侃与事后的稿件出现高度吻合的情况。

　　“第一段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第二段是明确目标，落实措施，第三段是加强领导。”这种模式的讲话思维在各级领导讲话稿中并不陌生。

　　甚至有网友总结出了官员讲话频率最高的词：“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重要讲话、严肃处理、有效措施……”

　　彭建平以自己所在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例，新闻发言人在讲话中肯定首先会说，“在宜宾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局采取应急措施，全局总动员，调动审计组进行监督……”

　　“只有领导重视，问题才能得以更好解决。普通百姓感觉这是在说套话，但其实这是真心话，只是说得多了，大家听得有些厌倦。”彭建平说。

　　王辉也认为，在中国目前官场语言环境下，这些语句必不可少，当然，一些具体的措施也要表述清楚，这一块可能是民众更为关心的。

　　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这样一个场景，对于不少人一定不会陌生：走进某单位一领导办公室，他正在给上级通话，“是、是”连连，“嗯、啊”不断。挂完电话转身看见门口站一陌生人，笑容立马收敛，问道“你是？”拖音拖得恰到好处。听完来人介绍，“哦，啥子事？”他一本正经起来。

　　资深媒体记者都清楚，在政府部门采访一般需要一个程序，首先找到接待新闻记者的科室负责人，经过同意后才能采访相应的人。

　　而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此事，不同单位规定不一。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宣技科，有的是政策法规科，等等。

　　一位媒体记者就曾讲述他在宜宾市房管局的采访经历。该局的政策法规科负责接待媒体采访，当该科负责人查看了这位记者出示的由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后，给局里分管宣传的副局长打电话请示报告，副局长要求除了记者证以外，还要出示所在新闻单位开具的介绍信。

　　“在我印象中，单位介绍信是1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了，现在一些单位还在这样要求，真是少见。”事后，这位记者指着自己的记者证说，上面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有的单位为了少与媒体打交道，就故意在采访中增设障碍，要么开介绍信，要么先交采访提纲，要么提前预约，让原本简单的采访行为复杂化。”这位记者十分感慨。

　　“曾经有句俗语，‘防火防盗防记者’，和记者打交道，我们说话都要小心点。”某局新闻发言人这样说，官场为官，不少人的心态就是求稳，不甘平庸拖后腿，也不愿抛头露脸抢风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在这种心态下，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负面报道，受访者都怕因言多必失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不少单位接受完记者采访，临行前，受访人士都会提出“在刊发稿件前先给我们看看”的要求。

　　“提这样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彭建平认为，一些媒体记者如果断章取义，误解了受访者本意，这样的新闻报道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刊发前我们先看看，是对双方的保护。”

　　“不管是媒体记者还是从政者，讲政治和讲大局都是第一位的。”王辉觉得，现在都提倡建和谐社会，但社会上不和谐的因素也存在，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创造经济效益就抛开社会效益和大局稳定而不顾了。 （晚报记者 陈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