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城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并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除了成都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外，主要是由于四川省和成都地下党的坚强领导。1937年12月，邹风平、廖志高等奉中共中央批示抵达成都，着手恢复、重建四川各级党组织和统一领导全川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成立，3月，中共成都市委员会（简称市委）成立。在省工委和市委的领导下，成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同时中共中央多次派人长期做刘湘等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使刘湘等实力派人物逐渐转变了政治态度，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共同抗日的主张，并积极率部出川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的形成，使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抗战风云录》成都抗战史料简编一书，值得大家一读。她把成都地区抗战的历史做了简明扼要的勾勒。本书收录了成都抗日民主斗争大事记，及有关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回忆录、研究文稿等20万字和1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发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史料。今天我们来读这本书中的故事，仍然有许多启迪和震撼。

  大川饭店勇斗日寇

  1936年8月，日本侵略者来成都强行设置领事馆，派岩井英一等5人由长江西上，经万县、重庆等地，于8月23日午后到达成都，除岩井英一外，其余4人皆下榻骡马市街大川饭店内。在共产党人张曙时的策动下，8月22日，各机关、法团、公会、工会代表200余人在中山公园召开“反日设领大会”。23日，成都各界反对日本在蓉非法设领大会组织70个宣传队，准备开赴城乡各地广泛宣传。当天晚上，成都市总工会理事长、木工工会理事长何镜波和成都市商会主席王斐然在总府街训练班动员筹划围攻日本人下榻的大川饭店。

  24日下午6时许，上万名爱国学生和各阶层民众，愤怒地捣毁了留宿和掩护日寇分子的大川饭店，打伤、打死日本侵略者4人，这就是抗日战争前夕引起中外瞩目的“成都事件”(也称“蓉案”或“大川饭店事件”)。这是自“九一八”以后，我国出现的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场斗争震惊中外，迫使日本当局放弃在成都设领事馆的企图。

  《新华日报》宣传抗日

  1938年4月，在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罗世文的领导下，《新华日报》推销组在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建立，8月扩大为推销处，1939年4月设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川西北总经销处)。分馆除发行《新华日报》外，还经销党刊《群众》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的著作。分馆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才撤回延安。《新华日报》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许多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从中深受教育，走上革命道路。

  战时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莽原出版社等，除出版发行本版图书外，还销售《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及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1940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十分严重，当年10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在党支部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查禁”，十分巧妙地公开发行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蓉城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抗日主张。生活书店成都分店、新知书店成都分店、开明书店成都分店、益民书店、北新书店、儿童书店等进步书店除经销一般书籍和文化用品外，还经常发行由延安运来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以及《群众》《解放日报》《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刊。

  多种形式开展救亡

  抗战开始后，除共产党员韩天石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共产党员饶孟文领导的“进社”等继续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外，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自动组织的“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1938年后改为“成都工人抗敌后援会”)、“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改为“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

  成都的各救亡团体纷纷组建宣传队伍，以歌咏、街头剧、壁报、戏剧、漫画、木刻等多种文艺形式，深入城乡广泛开展救亡宣传。天明歌咏团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下午第一个走上街头，用歌声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立即投入抗日救亡。他们同以书店店员为主的晨呼队和邮电职工组成的海燕歌咏团走遍市内大街小巷，开展歌咏宣传活动，并常在国民党办的广播电台播唱或教唱救亡歌曲。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等在市内或市郊场镇开展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四川漫画社举办“救亡漫画展”，中华木刻工作者协会举办抗战木刻画展。

  成都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救亡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由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战剧团，戏剧家王肇禋、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演剧队等相继入川，演出的《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卢沟桥之战》《古城怒吼》《三江好》等，催人泪下，激发了民族感情，给人以战斗的鼓舞和胜利的信心。

  特别是一批青年作家和爱好写作的青年，创办通俗文艺刊物，反映前线和后方抗日场面，揭露敌人丑恶嘴脸，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情况。1939年2月13日，由作家叶圣陶、牧野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和人民同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还有《通俗文艺五日刊》、《战旗》旬刊、《战潮》半月刊、《文艺后防》、《工作》半月刊等都积极宣传抗日，作家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发表在《工作》半月刊上。成都进步青年相继创办的《金箭》月刊、《星芒》报、《救亡》周刊等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演义、小小说、相声、评书、漫画等形式，表现抗日内容，受到群众喜爱。

  促进川军出川抗战

  另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成都地下党组织坚持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继中共中央抗战前派张曙时、王昆仑、冯雪峰等先后到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后，1937年8月，党中央又指派李一氓同张曙时一道返川，以党中央代表身份驻成都，继续做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人士的统战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派罗世文以罗绍堂的名字公开在刘湘处工作。他们抓住蒋介石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向地方实力派人士揭露蒋介石中央势力妄图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段，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指出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促进了地方实力派某些人物立场的转变，推动了地方实力派内部团结，使地方实力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联共、抗日、建设新四川”的方针。党还指派党员在刘湘军队中的“武德学友会”以及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把各级官兵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

  成都各阶层群众在1937年9月5日、1938年5月22日、1939年11月26日三次集会热烈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全川出征和补充兵员共达300多万人，其中阵亡、负伤、失踪者达64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伤亡官兵人数的20％，他们中有许多就是蓉城人民的亲骨肉。成都籍的王铭章将军在山东死守滕县为国捐躯，同李家钰、饶国华、许国璋等川籍抗日将士同载史册。

  团结刘文辉保卫西南

  抗战后期，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友渔奉命到成都专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据书中张友渔回忆：“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更急于谋求迅速解决所谓‘中国事变’，以便它集中人力物力对付威胁日本本土的美军。所以，它一面再次发表《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声明》，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同时，‘阁议议决一亿总武装’，再度调兵遣将从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强大的压力，逼蒋就范。在我国继陷洛阳、衡阳之后，它南犯广西，攻陷桂林、柳林、南宁，打通了所谓大陆交通线。当年12月，日寇侵入贵州，攻陷独山，摆出从侧背包抄重庆的战略态势，国民党政府和后方人民大为震惊，深感已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我们中国共产党对面临的形势作了分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有两个可能：一是在国内坚持抗战的力量和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迫使下继续抗战，西南支持不住就退往西北；一是经不住日本的军事压力和所谓“和谈”的引诱，做汪精卫第二。这两种可能不论出现哪一种，西南广大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都必须依靠发展自身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继续抗击日本的侵略，保卫大西南。一定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党为了克服危机，实现保卫西南、坚持抗战的任务，决定加强对西南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因而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南方局改称)便特派我作为党的秘密代表前往成都，去做当时的川康边防总指挥、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当时在西南地方势力中，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是中心人物，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相当大，同我们的关系比较好，在保卫西南问题上可能同我们合作。”

  同时，中共中央又派李少春到刘文辉西康省政府所在地雅安设立电台，直接与党中央保持联系。抗战时期，为争取四川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都亲自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仅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造成一个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而且对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李仕根主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档案局和重庆市档案局于2005年8月15日在成都联合举办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大学以及成渝两地档案界专家学者43人提交了论文，最后汇编成书。

  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的深重灾难与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兵工企业内迁述论》、《关于四川抗战的几个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抗战时期四川省档案的综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兵工企业内迁述论》、《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史料介绍》、《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先声——重庆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租界斗争纪实》、《抗战时期自贡盐场增产赶运述略》等40余篇文章。

  这些档案记录了四川抗日战争的历史。战争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勤劳勇敢的四川人民在国难当头时大义凛然、同仇敌忾、吃苦耐劳、顽强拼搏，这种精神是任何侵略者都无法征服的！我们重温那段苦难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珍视和平，开创未来，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

  作者：郑光路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初稿《川人大抗战》，2005年2月出版。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抗战胜利重点推荐书目，荣获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四川文学奖”。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大理石上镌刻的文字介绍，有“录自《川人大抗战》”的说明。

  2015年6月出版的《四川大抗战》不是简单再版，增补了非常多的珍贵史料和300多幅珍罕图片（许多是首次面世）。本书极具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多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四川大抗战，是迄今为止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本书涉及的历史跨度长（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后）；地域广（从川军前线浴血奋战，到大后方的四川）；方面多（涉及历史人物、事件、悲壮的战场情景，乃至四川的民风民俗、历史谜团）……

  本书写作上坚持“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以朴实、鲜活、大众化的语言，把原本十分复杂、枯燥的史料，以生动而简明的情景化、细节化的形式来描述，使之能达到一种“大俗大雅”：即学术性、严肃性、故事性、通俗性的完美结合。

  作者以“治史”的严肃态度作宏大历史叙述时，特别重视有血有肉的真实历史的感人细节。书中严格按照学术性文章要求，加以注释标明资料出处。所以，本书雅俗共赏，既可供普通读者阅读，也是一部严肃的抗战史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