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的阅读和写作状态而言，我倾向于那些提供给我“新异”经验的写作。这也许不只是某种现实经验（包括在想象中经历的“事件”）带给我的实感或心理上的呼应，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提供一种将经验转换为诗歌语言加以呈现的“道路”和技艺。
    既然我们是坐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谈诗，那么一个前提就是把诗歌当做一门艺术，而不仅限定在“书写自己的情感或心灵史”这样类似的层面上来谈。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诗歌写作径直认定为一种修辞或比喻，因为在诗歌中，意义是无法离开修辞而生成的。说到底，经由修辞之技艺打造的语言通道，就是诗歌的经验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作”诗歌，我们有必要对“技艺”做一个补充性的解释。这里的“技艺”并不仅是惯常所讲的“技巧”（它当然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指向古希腊语境下“技”与“艺”相整合的意义，意味着我们以语言的艺术对世界图景加以重新结构的综合能力。它本身就担保了诗所负载的伦理性。“诗”就是一种“创造”，所谓的“诗性”是与语言同步的，因而这种创造必须仰赖我们以精它指向古希腊语境下“技”与“艺”相整合的意义，意味着我们以语言的艺术对世界图景加以重新结构的综合能力。它本身就担保了诗所负载的伦理性。“诗”就是一种“创造”，所谓的“诗性”是与语言同步的，因而这种创造必须仰赖我们以精进技艺为前提的对语言通道的搭建，唯有通过它，我们才得以准确地抵达想要言说和表现的那个精神境地，将精神内核之外包裹的遮蔽性的“迷雾”层层剥除。
    有的读者（其中包括一些写作者）对诗歌的“技术”、“修辞”持有天然的敌意，对“修辞过度”而导致的“以辞害意”怀有过度的担心，甚而认为这是汉语当代诗晦涩而无以理解的首要祸因。我觉得这些忧虑和指责没有必要。诗的写作本身就是一门技艺，与其说技术化导致了上述问题，毋宁说正是技艺的不够精良，使得诗意的传达受到阻塞甚至隔断。不过，与此相关的，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年轻诗人间同质化明显或辨识度不足——的确有待更深入的考量。我个人的观察和考虑是，在尚处于学生时期的诗人们聚集于高校文学社团并共享了某些集中的美学倾向的情况下，需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对这些美学命题做必要的正本清源。譬如，智性何以成为诗歌写作的一个统摄性观念，为何要时时保持节制而不是它的反面，为何要弃用“大词”而需择取那些可以契入现实经验的“小词”……这些命题及相关的判断，都不是本质主义的教条，而是牵连着一整套积淀在近30年来汉语诗歌写作中的集体经验，其中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需要加以辨析，并且必须在个人写作的实际取向中有所取舍。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90后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