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中充满了很多意象的东西，具有象征性。在最初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股‘气’：原来我们华人在这里是被这样对待的。所以那时，差不多一天可以写七千字。”6日下午，“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严歌苓、高晓松、史航对话小说《扶桑》及十九世纪北美华人移民潮”讲座在北京举行。提到创作《扶桑》的初衷，严歌苓作出了以上表述。同时，她笑着说，写作能让她更喜欢自己，“我觉得我不写作的状态是不可爱的”。

谈《扶桑》： 由一张照片想到创作一部小说

在某种程度上，严歌苓算得上一位“高产作家”，《扶桑》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这部小说当年的发表过程则堪称“奇特”。那时，严歌苓只身来到美国苦读写作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长篇小说《扶桑》就创作于此时。

当时，严歌苓身处异国他乡，所有尖锐的疼痛投射在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扶桑——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同时将自己体会和理解的东方伦理和盘托出。扶桑是一个被贩卖到美国西海岸为娼的中国女子，小说以她为主角，采取了三种人称的复合叙事方式，对相关事件、社会氛围展开描述。

“那天我和我先生约好要吃午饭，我到得比较早，就去了‘中国移民历史陈列厅’，看到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女人：衣着华贵、态度雍容，不少人回眸看着她，目光里有狐疑，有经验。”严歌苓回忆起构思《扶桑》的源头，“我就想，这个女人身上是不是有故事。后来我在下边看到一行字，说她是旧金山淘金时代最有名的一位妓女”。

这张照片触动了严歌苓。她开始收集有关旧金山历史的书籍，但看了两三年的书，也没能找出这位妓女到底是谁。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对旧金山形成的历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让我决定写《扶桑》的有这么一行话：当年的旧金山，陆陆续续被卖到这里的中国姑娘约有三千人”。

“其实，整个小说有很多意象的东西，甚至超出了小说层面。”严歌苓笑着说。

谈写作：我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作家 写作让我更喜欢自己

说到《扶桑》，高晓松算得上一位“超级读者”。他说，自己曾两次在节目中提到这部小说，“那是在一个蛮荒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扶桑算不得一位普通意义上倚门卖笑的妓女，她拥有一种平静对待苦难的能力。这部作品如果能拍成电影，那将是震撼人心的。”

“我之前自己出资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改编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高晓松笑着举例，证明自己对《扶桑》的另眼相看，“小说中充满了‘符号’，看完之后让我思考了很久”。

与高晓松以及其他读者不同，严歌苓说，自己一般不去分析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避免带上自我意识，“我也察觉出，《扶桑》要拍成电影是非常难的，我很多次来改编这个剧本，都觉得没办法完全把小说中的那种感觉放进去”。

“有时候，我越写越感到自卑。我自认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作家，对自己的职业和地位还能很清醒地看待。”提及创作对自身的意义，严歌苓郑重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那么我就对自己说，我今天干了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应该有个理由来喜欢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天天坚持写作、喜欢写作”。

同时，严歌苓表示，自己写每篇小说都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比如写到某一个场景会疑惑“我想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等等，“我写作是让我更喜欢自己，我觉得我不写作的状态是不可爱的、是没有凝聚力的”。